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这是完整版，网络版应柴静的要求，略有删除。文章可以和《南都周刊》做同题对比。因为博客的字数原因，文章分两部分）

柴静把新节目《看见》当做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作业。她变得宽厚了。从《时空连线》的主持人到《新闻调查》《面对面》的出境记者，几年前，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说：“柴静离一个伟大记者的标准，还差一点'宽容'。“宽容是什么？”柴静问。“宽容的基础理解。”

 

引言

《看见》在播出药家鑫这一期节目时，柴静的一个举动又引发争议：节目二分十六秒，柴静正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时，忽然传来一阵嚎啕大哭，是张妙的母亲。“为什么不进去劝劝？”柴静问。“不劝，劝也没用。”柴静起身，对着镜头说：“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说……”

 

她示意摄像师留在原地。不要拍摄，采访戛然而止。

 

进屋后，柴静把手搭在张妙母亲的手臂上。那时，她忽然问自己：如果这是二十多岁自己呢？不会做这个动作。也许手足无措，也许很“粗暴”的给对方擦去眼泪，嘴里不断说着：“不要悲伤，明天会更好”之类的安慰话。——就像8年前《新闻调查》第二期节目《双城的创伤》所做的一样：对那个孩子说：“不要哭了，去洗个脸。”然后握住孩子的手，试图让他平静。

 

再往深点想，20出头的柴静肯定端着摄影机闯进去，拍下母亲崩溃的画面，或等女人停止哭声后，继续追问采访。可到了35岁这个年龄，她想了想，放弃了。

 

刚进央视时，柴静一心想着建功立业。镜头前：她短发，双手紧紧握着话筒，对采访对象发出连环式追问人。她那时的确喜欢短刀相接的新闻江湖，因为痛快，因为年轻。有观众写信：“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在镜头前，柴静极富表现力：拎着高跟鞋去追一个孩子，或屈身近前握住当事人的手。

 

这一次，走进张妙房间后的柴静没有出现在镜头中；最终呈现的画面是张家门帘背后模糊映衬出的柴静拉着张妙母亲的剪影。再没有任何具象镜头，只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不想'消费'这件事。‘进去’只是私人举动。没必要在镜头前强调和夸张。”柴静说，“年轻时，总意识镜头在盯着自己，必须夸张行为，取悦谁，来完成任务。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知道有些人承受的东西是他人无力改变也无法体会的。唯一能做的是在得到别人的允许后，陪伴于此。跟你一起，试图感受你的感受。‘陪伴’也在传达一种无能为力。对不起，没办法，只能感受。”

 

《看见》制片人李伦说：“央视十年，柴静的变化不是颠覆式的，是成长式的，以前她锋芒、灵动，强调现场的激烈感，在《看见》，她变得更宽厚了。”

 

 

出走

刚进央视时，柴静有争议。2003年非典，她采访一个白衣天使，打开门，跟摄像招了一下手，微笑了一下，走进去。编导叶山看到这个画面，觉得“柴静的微笑很小资，‘闪进去'的动作像一片树叶，很飘。

 

这种状态呈现在镜头前是一种倾诉者的姿态。《时空连线》编导包军昊回忆：“她总好像要去跟人谈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我观察她更像一个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

 

进央视前，柴静在湖南主持一档名叫《夜色温柔》的本地夜间广播节目。大学本科，柴静在长沙铁道学院学会计，1996年毕业后，父母安排她回山西老家省铁十七局做会计。她不肯，执意留在湖南。每月300块钱，一半用来租房，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当年做主持，她不为赚钱也没想成名，只是喜欢这个行业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

 

她还记得有听众给她写信，一个湖南大学的女孩：说有一天自己去打水，边走边听柴静的节目，发现平时特别讨厌的一个女孩也在听。那一瞬，她忽然理解：原来每个人都有相似的部分。

 

三年后，柴静当上了湖南文艺广播台综艺部副主任，有专栏，出过一本书，叫《用我一辈子去忘记》。这些年，有出版社找柴静再版这本书，被拒绝。柴静说：“看不惯那时的自己，太‘矫情’。”

 

“我22岁，刚开始学写字，大部分是模仿，拾人牙慧。多是青春期的孤独感。总体来说，价值不大。”柴静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努力想摆脱在湖南的状态，觉得是一个障碍。这倒不是在否定过去，‘否定’过去多势力啊。‘过去’我用不着了，就把它否定了。人都是从‘过去’生根发芽来的。”

 

1999年，在湖南小有名气的柴静选择去北京读书。若干年前，高中老师曾告诉柴静的母亲：“这个女孩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柴静，从小没见过蓝天，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闻某个相熟的人在矿下又出事了。她沉默寡言，识字早，却没书看，手边读物是父亲的中医书和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作文惯以“平地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开头。高中时，成绩平平。高考结束后，柴静报了长沙铁道学院，她回忆“走得很急，恨不得把过去都抛掉。”

 

长沙铁道学院报到第一天，柴静穿了一件夹克，站在校门口，想：“十年后学校会不会请我回来呢？”

 

她不喜欢会计，笔记本上一边是经济笔记，一边抄着亦舒的言情小说。在一篇文章中，她拿朋友罗永浩和冯唐出来说事：“我十七岁，还在读汪国真的书，老罗已经写了个挺魔幻的尿床故事，投给《收获》，冯唐投的是《少年文艺》。”

 

1999年，湖南广电的前同事拜托柴静为新节目《新青年》招募“一个性格激进的主持人”。久寻未果，柴静第一次走上电视。

 

第一期节目，她戴着假发套，穿着红西装，双手紧紧握着话筒，陪当时还是诗人的沈浩波站在舞台上，大声朗诵“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台下，一个同事悄悄提醒她：“要站成丁字步，（上镜）才好看”

 

 

 

新闻的天灵盖

《看见》栏目的编导范铭是柴静十年的闺蜜。前些天，柴静跟她聊自己的采访状态：“我能感觉自己的天灵感被打开的。 比如今天两个摄像，还有编导，旁边很嘈杂，当机器一开，外界所有的信息，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能感受。你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男编导，希望玩打火机，开关噼啪噼啪的声音我能放大无数倍。周围人的走动，编导的皱眉都会影响我。这就像灵魂出窍的感觉。”

 

有一个现象佐证了柴静神乎其神的描述。《看见》栏目组的受访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广东梅县的老兵，四川自贡的小老板……编片子时，工作人员打场记，没人能听懂采访对象说什么。看现场录播柴静却交流自如。于是让柴静帮忙听，她反而听不真切。范铭问：“当时你怎么能听懂？”“反正就是能懂。”

 

“一开机，柴静就把所有的细胞打开，她理解力超强，能穿透语言的本身。”范铭说，“开句玩笑，哪怕是一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她都可以直接交流。”

 

还有一次，在《24小时》栏目做直播，主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事件。作为连线记者，节目结尾，柴静要即兴评论两分钟，且一个字不能错。

 

“播室消失了，摄像不见了，导播也不见了，坐在旁边的搭档也不见了，只能感觉空调的风，很轻，在耳边嗡嗡嗡响。"柴静回忆，“那一刻很奇妙，我心里一边想一边说，感觉头被打开了，所有神经都裸露在外，很美妙。”

 

坐在演播室里的制片人李伦转身走了。第二天没来，柴静以为犯了严重事故。李伦说：“我太想听听你怎么说了。所以不想坐在导播室看。我家离得近，拔腿回家开电视，就想当一个观众。”

 

十年前，柴静刚做《新闻调查》时，央视评论部主任陈虻看到电视上正播柴静的节目，立刻打电话：“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挂了。

 

2000年，在央视梅地亚酒店一层。陈虻第一次见柴静，翘着腿问：“你感兴趣新闻的什么啊？”“新闻背后的人。”柴静也翘着腿。

 

进央视后，柴静对主流新闻话语非常陌生，评论不会写，瞪着眼坐在桌旁。白岩松递给她一张纸，是他写的串场词。这张纸，柴静一直留着。她用功，每一个选题把所有国内外采访都打印下来。每一个嘉宾，她提前打很久电话准备准备。

 

2003年，柴静被调去《新闻调查》做记者的第三天，北京公布非典疫情。制片人张洁电话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柴静答应。挂断电话，又不放心，发去短信“请战”，张洁未回。又追去电话：“我什么时候参加？”制片人说：“在开会。”柴静从家一路跑到会议室。

 

《新闻调查》6年，柴静从一个夜间谈话栏目主持人转变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调整。在湖南卫视，她的风格被定义为柔软、华丽。做新闻后，她喜欢带有攻击色彩的采访。

 

《新闻调查》一期《飞越的极限》节目播完后，有评论描述柴静：“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她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一次采访因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被访者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柴静问：“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绝对没有。”“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没有啊，我闻不到。”“你是说你闻不到吗？”“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柴静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陈虻教育柴静：“当你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时，你不会轻易的褒贬。”“你二十多岁，还早着呢。三十多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平实。”“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 “你认识问题的方法太单一，没逻辑。”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觉得从头到尾都被挑剔：每天高兴不行，说没思考；不高兴也不行，说不成熟。她和陈虻吵，急了摔电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你要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 “我不要伟大。” 。

 

2008年汶川地震，柴静被派往前线，偶然碰到一家人，决定跟他们回家。没有通讯，放弃直播，主编在电话里问：“你想要做什么？”她第一次答：“不知道。”

 

山中几日，有什么拍什么，没有就不拍。拿回来的素材没有连续的情节，只是每天的日常琐事。《杨柳坪七日》播出后，观众写信:看一遍哭一遍，平实的叙述和人文的关怀打动人心。

 

央视的一个老人看过《杨柳坪七日》后说：“以前柴静是一个漂亮姑娘。她自己也忘不了这点。但这个节目，她忘了。她跨入成年了。”

 

柴静说：“从这期节目，我开始转变。以前会害怕发生什么。但现在却很踏实这种“不知道”的状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敬畏。那年，我三十二岁，经历过亲人去世，了解死亡，知道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经验告诉我：生活就像水，自己会长出来。你能做的是没有任何预设的放下，看着水流迎岸拍上。我更这种喜欢春雨绵绵的感觉，像人生一样，说服和解释，很累。”

 

2008年下半年，柴静报道奥运会，很忙。有一天堵在路上，出租车司机急得按喇叭。柴静说：“别着急。”说完，心里纳闷：“平时最急躁的是我，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劝别人别着急。

 

教师节，柴静给陈虻发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此时，陈虻胃癌晚期，在住院。

 

陈虻告别时，柴静握住他的手，这是八年来，她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她一直记得陈虻在她刚进《新闻调查》时叮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她在博客里写：“写字不是义务，写本身就是写的报酬。”

 

柴静说：“陈虻就像一支网球拍，我是网球，不管弹多高，他永远比我高出一公分。”2008年底做工作总结，一个同事问柴静：“今年你为什么这么感性？她奇怪：“难道我原来不感性吗？”“你今年的状态和往年不同。”“我的成人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