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从2005年走红到如今，“郭德纲”三个字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品牌，一份无形资产，德云社上下百十人，全靠“郭德纲”三个字惠及，这也为日后埋下隐患。

 

郭德纲沉默了。当一个靠嘴吃饭的人开始不再讲话，他便在江湖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如今，德云社的三个小剧场还在停业整顿，一天损失30万的票房收入，那些靠郭德纲吃饭的演员，没有了演出就等于没有了收入；郭德纲的几档电视节目也已经停播，电视屏幕前暂见不到他的插科打诨；8月14日一场名为“郭德纲于谦合作十年”商演是早就策划好的，这是他一系列负面事件后的首度亮相。举办一场后，因舟曲全国哀悼日第二场停演，何时再演，尚无下文。

 

2006—2010年这五年间，他横空出世，风声水起，口无遮拦，成为相声界首富；但近期先是身陷和北京台的矛盾，又遭遇徒弟“背叛”，腹背受敌，内忧外患；他对一系列负面新闻的直接应对，让我们意识到，他并未了解自己的名字之于德云社的商业意义，以至于他和他的这条相声产业链各个部分都严重受损。

 

也许，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救。

 

 

 

被迫面向市场

 

郭德纲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小剧场的。那是1995年，他第三次赴京。

 

第一次赴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作为天津曲艺青年队的成员，他考入了北京全总文工团，抱着“要赚大钱”的心态想在京城混出天地，结果因为一场政治事件，没能把关系留在北京。第二次赴京是1992年前后，没呆三天，打道回府。

 

第三次赴京，郭德纲抱着“不成功变成仁”的心态。在天津的小剧场厮混多年，赚的钱都是小打小闹，他曾分析过：现在北京市面上走红的那些说相声的哪个都不如自己，为什么不“博”一把？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相声演员最快捷的成名方式就是上电视。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春晚的助推，相声阵地从最初的剧场广播转战到屏幕上，姜昆，冯巩等红极一时的相声演员即是诞生在这一时期。但一个相声演员要想上电视，必须要由体制内的艺术团体选送。郭德纲无名无份，更没单位，他唯一的舞台就是那些闲散在北京的茶馆，书院，戏楼

 

从京味茶馆，中和戏院到广德楼，郭德纲进京最初的相声之路按行话说是“走穴”：哪里有演出就去哪里。

 

说一场相声20—50元的收入，郭德纲无法养活自己。他开始做电视导演、编导、编剧、主演、主持。

 

2000年前后，郭德纲开始有意识的组织一些京津地区的同行，策划曲艺演出。在一场名叫“千禧新春区一名家名段欣赏晚会”中，郭德纲在一段《杂学唱》里说道：“相声要想再度繁荣，只有一条路——必须回归剧场，回到观众中。”

 

2002年，郭德纲模仿1950年代“相声改进小组”的做法，在大栅栏的广德楼办起了“相声大会”。但与他的前辈侯宝林遭遇不同的是，郭德纲既未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未得到同行的支持。德云社惨淡经营，后台十几个人给前台几个人说上几个钟头是常有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广德楼的相声大会是赔钱的。郭德纲作为演出的组织者，即相声圈里的穴头，既要付场地钱，又要跟演员结算演出费，如果演员来自天津，还要管来回路费，他只得拿出做编导，写剧本的钱倒贴进相声。郭德纲曾不无感慨地回忆：“每当写个东西上去电视做个节目，我都不落忍，我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我发现凡是我认真的事情，都不顺，凡是我“骗人”的事情，都上赶着拿钱砸我。你说这相声，那么好的艺术，不赚钱，天时不正。”

 

2003年，因为和剧场的纠纷，广德楼的演出停办；2004年，郭德纲移师潘家园的华声天桥，又再次因为和剧场经理在分账份额上产生矛盾，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郭德纲无事可做，在家里给小徒弟曹云金，潘云侠授课。

 

2004年，郭德纲看中了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承包的天桥乐茶园，他和负责人去谈，要承包场地，在这里重新说相声——日后，这也成为了德云社的大本营。

 

此时的郭德纲还不温不火，来到天桥乐茶园后，观众多了些许，从原来的不足三十人增长到大约六十人。

 

在2005年郭德纲还没有走红中国前，北京能听相声的地方并不多，唯一在圈内有些知名度的就是东城相声俱乐部。这个组织是2003年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和北京曲协的倡导下创办的。当时身为北京曲协主席的李金斗提出了“相声回归剧场”的想法。一些知名的相声演员马季、姜昆、冯巩等都曾在这里演出。每周演出，票价20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声票友说：“其实，姜昆比郭德纲更早认识到相声是要回归剧场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曾在北京举办过一系列曲艺大会。但段子都不新，票也多是赠票，不能算商演；东城相声俱乐部也是他倡导的，但上演的段子多以主流相声界的新人新作为主，和在电视上看相声没什么两样。”

 

但“德云社”和东城相声俱乐部不同，郭德纲长期坚持说老段子，他最擅长的是将老段子翻新。比如传统段子《打白狼》，他改成了《西征梦》，是说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河南一带白狼作乱，被他改成“西方恐怖主义作乱”。

 

丁天（化名）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去剧场看郭德纲。他告诉记者：“郭德纲在钻研传统的老段子，这些40分钟长的相声段子是真正适合在剧场生存的。”他听旁人讲过郭德纲最传神的一个故事是：一位老艺人临终前，郭德纲前去探望；他递条让老艺人把绝活技艺写下来。

 

郭德纲怎么突然就火了起来呢？有迹可循的是2004年年底《开心茶馆》主持人大鹏在节目中的推广。大鹏曾说：“相声段子翻来覆去总是播放那么几个，我觉得不行，后来发现北京还有一个郭德纲在不断创作，于是，就选择他的相声来播。

 

此后，天桥茶乐园一炮而红，到2005年前后，每场观众可以达到500人，郭德纲待了一年半的天桥乐剧场，售票窗口终于挂上了“客满”。随后，大批媒体跟进，一时间，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火遍全国。

 

与其说是媒体热衷炒作郭德纲，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对体制内相声衰败的一种不满。有媒体曾如此定义郭德纲：“一个相声艺人还魂了，长衫大褂，圆口布鞋，他似乎从古老的传统艺术中走来，并带着前世今生的一部相声复兴的血泪史。”

 

但在那些资深的相声票友眼中，郭德纲的一窜而红其实另有玄机。整个90年代初期到2006年，虽然电视相声在中国受到诸多诟病，但在天津，却还有一批相声演员坚持在剧场说相声。当年最著名的相声团体是哈哈笑艺术团和众友相声团。他们在天津的演出场场爆满；背后还得到一些企业老板的投资。

 

“如果论水平，当年天津的佟有为、马树春的“佟马”组合，可比郭德纲在圈内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声票友告诉记者，“郭德纲的一些相声段子都是移植他们二位，但受困于在天津，地界不如北京，他们没有像郭德纲一炮而红。另外，相声回归剧场也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属于慢火炖着，到郭德纲这里，一下就着大发了。就好比一个人吃馒头，你能说，他吃了十个馒头，只有第十个馒头才最管饱吗？只能说让郭德纲‘赶着’了。最重要的是，郭德纲善于迎合社会心理，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弱势者形象，总是在段子里抱怨受同行挤兑，受体制排挤。据说所知，可没他说的那么严重。就拿姜昆说吧，人家早就成名了，走电视相声这条路，跟郭德纲搭不上边，身份是曲协主席，根本不可能“迫害”郭德纲。”

 

天时地利加人和，郭德纲成为了草根相声的代名词——显然，这是若干年后，理智看待2005年那场“郭德纲热潮”的真正动因。但不得不承认，郭德纲最大的成功是他的剧场相声从创立初始就是完全面向市场的。

 

建国初期，传统的相声演员被收归国有艺术院团。曾经，在北京最活跃的相声艺术团体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原北京市曲艺团。但计划体制下的相声，一个段子可以说十几年，体制内的相声演员没有衣食之忧，他们所在乎的是单位评级。反而无门无派的郭德纲是要在剧场活命钱的——这是一种最朴素的市场意识，他必须不断改正着创作，不然，下一场演出就可能少一个观众。

 

郭德纲曾明确告诉手下的徒弟：“严谨包袱不响。”并多次在演出现场，动情的称观众为“衣食父母”。

 

 

 

相声首富

 

郭德纲火了。

 

2006年10月29日那场北京德云社十周年庆典也许可以一窥这位非著名相声演员的火爆。直到凌晨3点才，演出才结束，在全场座无虚席的叫好声中，郭德纲返场十多次，最后换来观众起立鼓掌多达半个多小时。据郭德纲事后回忆：当时是在民族宫演的，剧场只能坐1000来人，票价最高300多元钱，6场演出前后净挣100多万。

 

与此同时，郭德纲开始频频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在全国各大卫视中，北京电视台对郭德纲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2006年，初出茅庐的郭德纲就被安排与春妮起主持一档全新的相声脱口秀综艺栏目《星夜故事秀》，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电视台员工曾亲眼目睹《星夜故事秀》的第一次录播：“那是还是在大兴录播，郭德纲很普通，媳妇开着马六带他过来的。他一见摄像大哥很客气，说：‘给我多点镜头。’第一场录播，他和春妮配合的并不好。”

 

早在2003年，郭德纲和于谦搭档的相声《你好北京》就被北京电视台授予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组委会特别奖。也是在这场比赛中，郭德纲受到了圈内人称“候三爷”侯耀文的关注。日后后者收郭德纲为徒。

 

实际上，最初北京电视台对郭德纲的重视，正如超男超女之于湖南卫视。作为一家位居首都的电视台，北京台多年没有王牌节目，地位尴尬。最先看重郭德纲的是北京电视台的导演段嵘，她是北京台每年春晚的语言类导演，在北京曲艺圈人脉很广。她力排众议，量身为郭德纲打造《星夜故事秀》，

 

《星夜故事秀》一经推出迅速成为北京地区文娱节目的收视率排行第一；很快，德云社的李菁和何云伟也加入其中。

 

直到今天，《星夜故事秀》仍旧是郭德纲在诸多卫视中最成功的一档节目，给他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电视空间，让他从剧场相声演员转型为电视节目主持。这背后的功劳离不开段嵘的精心设计。她曾把《星夜故事秀》定位为“一种戏剧的模式，而不是相声模式”。

 

但进入2007年，郭德纲就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星夜故事秀》了。2007年3月，他秘密收购了德云社原来的演出场地天桥乐。在收购当天，郭德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前来报道的记者说：“天桥乐已经被我们兼并了，从今以后这里将是我们德云社的根据地了。”换而言之，再也不会出现和剧场因为分账纠纷而被迫离开的局面，德云社也成为全国第一家拥有自己剧场的民营相声团体。

 

至于收购天桥乐花了多少银子，郭德纲并没有透露。据知情人士透露，价格在千万上下。收购天桥乐后，德云社又在广德楼以租用的形式开辟分场。

 

2007年，郭德纲把德云社转变为公司，注册成立了德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郭德纲的夫人王惠，郭德纲是名誉董事，之所以这样安排，是想让郭德纲把更多时间放在相声上。不过根据郭德纲当时的介绍，演员仍按演出场次计算收入，未设底薪，实际情况和成立公司前差别不大。

 

除此之外，郭德纲录评书跟网站分红，自拍自导自演电视剧《相声演义》，在安徽卫视，天津卫视等多档节目担任主持，写书出书，并策划了一系列票价昂贵的商业演出。

 

荷包塞满后，郭德纲在大兴买下康隆园的连体别墅，还在新开盘不久的瀛海名居购入面积约500平米的豪华连体别墅。

 

因为太忙，郭德纲时常会缺席《星夜故事秀》的录制，于是李菁和何云伟开始带班主持。两人主持的头两期节目收视率依旧是 BTV-2 的第一。此时，段嵘也意识到外界对节目过于依赖郭德纲的质疑。她曾解释说：“星夜的魅力在于它的轻松与真实。在于它独特的语境。。就像一部拍摄电视剧，剧本敲定了，我是可以换演员的。因此只要我的模式和标准行成了，观众接受了，谁来主持都一样，大家其实都是这个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

 

这一年，也是郭德纲的多事之秋，他深陷“师徒反目”、“与汪洋口水战”“广告打假”等负面新闻，但好在凭着一张伶牙俐齿，多次化险为夷。北京台也从未终止与其合作，多次利用《每日文娱播报》等栏目让他“说冤”。

 

那一年，有媒体点评郭德纲在电视上的表现时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他实在难以与天桥乐茶园里那个叱咤风云的“德云班主”相提并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郭德纲的现场功底毋庸置疑，但移植到电视上，优势打了不少折扣，缺乏镜头感是郭德纲最明显的问题。电视镜头前的郭德纲依然很“紧”，表情眼神都露着“新手多关照”的味道，远没有他在剧场里神闲气定的名家风范，甚至远不如他所嗤之以鼻的那些电视相声大腕。”

　

之于那些资深的相声票友，也很难在剧场听到郭德纲原汁原味的老段子了。丁天说：“他火了后，很少去剧场了。原来没火时，曾宣称坚持20元低价票。现在票价翻倍。另外，他没有精力去整理老段子，《我要上春晚》等系列，外界觉得好，但在资深票友看来，很水，都是网上的段子插科打诨凑在一起。”

 

但德云社的演出还是一票难求，一度，去德云社听相声成为“北京一日游”的主要景点。曲艺评论家大饼告诉记者：“郭德纲对相声的贡献并不在于他说了多少个传统段子，而是他把相声的盈利模式回归了传统剧场。”

 

2007年，郭德纲首次以年收入1000万跻身福布斯名人榜；成为相声界首富；2008年，他再次上榜以1570万元的年收入排名第13位。

 

当外界每每问他是不是赚到大钱时？郭会狡猾的摸着光溜溜的脑袋说：“你问我媳妇去，反正我回家没看那么到那么多钱？”

 

 

 

“角儿负责制度”和现代商业社会

从一个四处走穴的穴头，升级为德云社的班主，再到注册公司后成为企业老板，短短三年间，相声演员郭德纲完成了身份三级跳。

 

表面看来，德云公司分工明确：经济人王海负责公关市场和演出，王惠负责财务；于谦负责分管后勤。但实际上，公司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从骨子里，郭德纲还是推崇旧社会延续下来的“角儿负责制”，这种模式以当年京剧名家梅兰芳，富连成为典型：即一个名角挑班带徒弟，内部完全由师父说的算。按俗话叫“随爷赏”，就是当你跟着一个角儿混口饭吃的时候，角儿给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据郭德纲自己介绍，德云社演员的合同期限都在10年以上，但底薪、退休年龄、档案管理和违约条款大多没有明确规定。

 

德云社旗下演员收入有三部分，即小剧场常规演出、德云社商业演出、主持节目或堂会等其他收入。小剧场演出，郭德纲与演员采取分账模式：比例有五五、三七、四六之分；分账的前提是必须保证上座率超过八成。何云伟李菁这样的名角一场可以拿到150－200元，鹤字辈一场50元；抛去成本，郭德纲一场可以拿到6000元。商演中，郭德纲拿30—40万不等，何云伟、李菁、曹云金一场5000－8000元，普通演员2000上下。至于谁能参加商演，完全由郭德纲夫妇决定，而在艺人在电视台接私活做主持，据传是要向德云社上交一部分收入。

 

一位熟知德云社内部事宜的人告诉记者：“他注册的是一个现代公司，但这种做法完全是老老派的，首先抵制的就是《劳动法》，德云社100多号人难道都不上三险一金吗？”

 

2008年，“徐德亮退出事件”率先暴露出德云社的管理不善。但显然，郭德纲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郭德纲曾说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从古至今，只要是搞艺术，就应该是‘角儿负责制’。马连良的剧团就是马先生一人说了算，梅剧团就是梅兰芳说了算。我们现在专业团体的没落，都是因为跟这些背道而驰了。一个团体钩心斗角，弄15个书记、20个艺术总监，那不打架才怪呢。他们只是有政府拨款，所以才有时间去扯皮、钩心斗角、害人。他们来得及，我们不行，你今天有没有钱，完全指着台上的能力吃饭。咱跟过去的那个老戏班有异曲同工之妙。角儿负责制不是绝对的好，但中国戏曲和曲艺鼎立的风光时刻都是在角儿负责制下才有的。”

 

2008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郭德纲离开了《星夜故事秀》。据一位北京台内部员工告诉记者：“北京台的高层一直不喜欢郭德纲，觉得这个人太俗气。北京台当年要转型，走国际化时尚化的路子，郭德纲哪点都不符合台里要求，所以走人了。”

 

但郭德纲早就不再依赖北京台的倚重。2009年，郭德纲全面开张。年初，他在三里屯开设新剧场，这样加上天桥乐和广德楼，北京城每日有三处场所可以听到德云社的相声；随后，他又在大兴开办“北京德云艺术传习社”的相声学校，招10岁以下的孩子，学习相声、武术、表演等课程，每年学费在一、两万元左右。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相声班圈钱的性质太明显，首先学费太高，其次就算学完了，也不见得能进德云社。”

 

年底，郭家菜开张，人均82元，消费不菲；随后，德云华服开张，它标志郭德纲开始涉足服装产业，这家店主营中式定制服装，最便宜的一件衣服接近2000元，定制一套花费上万，有媒体评价“堪比LV.。”郭德纲解释：“我们说相声的总要定制衣服，我一想，不如自己开个店吧。”

 

这一年，郭德纲还策划纵贯全年的“郭德纲从艺20周年”商演，21场演出，平均票价300元，11个月下来，进账高达2000万。也是在这一时期，郭德纲身背3—4档综艺节目，出场费从每集3000元涨到5000元；他开始频频涉足影视圈，先客串过《601个电话》《叶落归根》等电影，然后将目光投向投资制片。首部大手笔电影《三笑之才子佳人》最终以740万左右的票房收尾。但按照目前电影分成来算，这笔投资没赚钱。

 

也就是在2008—2009年，相继出现了很多模仿德云社的相声剧场。北京城从无处听相声到如今遍地开花出20多个民间相声团体。在德云社短暂呆过，后来开办嘻哈包袱铺的高晓攀子曾告诉记者：“郭德纲开启了民间相声的盈利模式，我是受到了他的启发。但现在嘻哈包袱铺的规模远不是德云社的对手。”

 

的确，细数北京的民营相声团体，德云社是行业内绝对老大，其他团体的经营状况相差无几，用一句资深票友形容：“鱼目混珠，群龙在争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