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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7日，绝对是个平常的日子，周五。报纸充斥着各类娱乐消息。第二天，报纸曝光了大兴一家六口灭门惨案。这才让我们嗅出那日的不平凡。  

这一日很像1959年11 月15日的美国。一家地方报纸上的新闻让米国人陷入了长达四年的震惊：今日凌晨,堪萨斯小镇Holcomb 发生四口灭门血案，被害者赫伯特。克勒特(Herbert Clutter)先生是个。同时惨遭杀害的还有他患抑郁症的妻子 Bonnie，十六岁女儿Nancy，十五岁儿子Kenyon。。。。。。凶手动机不明。。。。。。” 

在诸多穷凶恶极的犯罪中，灭门惨案永远是警察绝密档案里最受关注的。灭门，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灭亡。也意味着，行凶者需要有多大的胆量和多强硬的动机才能行凶犯案。

他们对这个家庭的仇恨绝对超出常人的想象。对，是仇恨，或者是一种变态的扭曲。

灭门惨案一般都会有孩子的惨死——这就更增添了人们对犯罪者的猜测。对一个孩子下手在西方社会中通常是最十恶不赦的。我看过许多美剧，发现办案者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原则：有孩子涉入的案子要优先。无论是绑架，勒索，还是性犯罪。

和大兴灭门惨案一样，克勒特一家的案子，破获起来也远没有警方想像的那么复杂——两个刚从监狱放出来的罪犯，开着一辆破车，偶然路过克勒特一家，误以为这就是他们事先计划的，有几千美元现金的那家。于是闯入，惨案发生。

此前，警方曾经锁定过无数犯罪嫌疑人，详尽地调查了克勒特一家的家庭关系，希望从中找到蛛丝马迹。但罪犯抓到后，人们不仅诧异：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钱吗？

怂人听闻的犯案经历和简单的犯罪动机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让社会震惊。大兴灭门惨案也同样，丈夫不忍妻子的强硬，举起刀，杀了妻子，父母；在家坐了两个小时，又杀了两个儿子——仅仅是因为那怨气而已。

从现在媒体曝光的事实来看，跟钱毫无关系。比克拉特一案更为让人震惊地是：杀害克拉特一家的两个罪犯和他们毫无关系，而这次，举起刀的，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更加简单的动机背后是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罪案关系。

1889年，奥地利的检察官和犯罪学家H·格罗斯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一书，标志着犯罪心理学的诞生，这本书着重研究犯罪者的人格——社会需要把罪犯的心理归类用于警示，警方需要把罪犯的心理研究透彻，用于抓捕。

无论如何，大兴灭门惨案制造者李磊的犯罪心理让旁人更难以捉摸——他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变态狂，从图片上看，只是一个中年发福的男人。当年马加爵一案中，马加爵的犯罪动因就很难服众。想必这次，李磊的犯罪动因会让人更加匪夷所思。

非常巧合地是，50年前，克勒特一案的两个凶手并没有从抢劫中得到太多的好处。据警方后来的统计，他们只获得了价值四十块美金的东西。一副望远镜和一只便携式收音机。克勒特一家只用支票，家里根本没有现金。

只是四十美金，两个罪犯起杀了四口人。  

卡波特偶然在《纽约客》读到这条社会新闻，于是开始辗转在堪萨斯州立监狱的死囚室，布鲁克林的公寓和在瑞士的工作室间, 花费长达六年的时间，写出了一部叫《冷血》小说——日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都把这本小说奉为枕边物，因为它间接促进了美国“新新闻”写作流派。

《冷血》并不是一部福尔摩斯的探案作品，因为克勒特一家的破案过程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警方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逮捕了两个在外人看来穷凶恶极的罪犯。

在长达六年的写作时间里，卡波特和两个罪犯频繁的通信。他需要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从哪里去？为什么仅仅为了40美元就能杀害四口人？而为什么在杀人后，又毫无防范，甚至说不以为然地继续玩乐。

这无疑是一个更加可悲的故事：一个罪犯先天参加，一个罪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敏感，自卑，缺乏安全感，带着强烈的自尊和自卑的双重个性，他们相依为命，互为知己，在他们的世界里，克勒特一家是生活的反面：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美满，儿女双全，生活富足……

《冷血》一书中，曾经写到过罪犯佩里杀害克勒特先生的情景：“直到他喉咙的那一刻。佩里都对受害者家庭表现出莫大的尊敬,受害者也同样对他彬彬有礼，但是克勒特先生的大度,悲悯,无奈和宽容在最后一刻却让佩里觉得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同情，让联想起自己象一只狗似的，把肚皮贴在地上地去追那一枚从克勒特女儿Nancy的钱包里掉落出来的硬币,与其说他当场划开了克勒特先生的头颈,还不如说他其实是割开了自己那可憎又可伶的面目。 

在抽丝剥茧的分析了两个罪犯的犯罪动机后，《冷血》一书的高潮并不是执行死刑的那四声枪响，反而是文章结尾卡波特长达数页的自我剖析——在卡波特和两个罪犯频繁的交往中，他发现：如果不能成为作家，他和他们是一样的人。

同样不幸的童年背景，同样自卑与自大的双重个性。他和他们一样，皆有反社会的人格，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对抗人格缺陷。卡波特没有杀人，但却强忍厌恶用对人群猛烈迎合上去的方式，周旋在富有的东岸上流社会中。

结果，他们成为了死刑犯，卡波特成为红作家。《冷血》让卡波特重新潜回到他梦厣般的真实性格深处。他在设想，如果他没有一张好看的脸、没有一张善于迎合取巧的嘴；如果他没有遇上象写作的伯乐，那么他和他们很有可能是殊途同归的下场。

后来，《冷血》被拍成电影，其中有一句台词很动人： “佩里（罪犯）和我好像是在一个屋子里长大的。有一天他从后门出去了，而我走了“前门”。

我之所以对50年前的这起灭门案如此着迷，不仅仅是因为《冷血》一书。每每读它，我都惊叹于卡波特细致至极的采访方式和技巧娴熟的文笔，但我知道，更让我震惊地是：作家感同身受于两个罪犯的经历和动机。

他站在罪犯的一面，不断地拷问社会：这一切是为什么？

大兴灭门惨案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冷血》，它让我产生了无数个为什么，这一切并非是李磊怎么杀人？他为什么要杀人？而是，为什么是李磊？在举刀前，他的前半生发生了什么？也许，只是因为一个连他自己都尚未察觉的细节，让他走入人生的另外一扇门。

中国版的《冷血》比克勒特一家更《冷血》，如果卡波特能活到现在，他会再写一部《冷血》。只是这一次，操刀杀人者，他也许无论如何也里解不了。血浓于水的道理，在此刻被无情的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