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是中国少数不进行自我审查的导演，这点难能可贵。前几天跟一个导演聊天，他说，最可怕的不是政府审查，而是艺术家的自我审查。可惜，中国大部分创作者都会自我审查。所以当下的艺术并没有留下什么能反映时代的真实的东西。就像《1984》。

娄烨没有考虑这点，他甚至没有考虑这部电影的受众。艺术创作的初心，永远首先忠于自己的。我手写我心，即为这个道理。12年前那个夏天发生的故事，在当下中国无疑是个雷区——故事主线发生在这个时代，我要向娄烨致敬，当然，也要向郝、蕾郭晓冬致敬。作为演员，拍摄时，他们一定知道，这部电影进不了院线。

但电影就是电影，若干年后，我们才能判断一些东西的价值，尤其是艺术创作，很少有伟大的艺术家能在他们活着的时代获得公正的认识。伟大，都是在他们死后，后人如梦初醒的定义。正确的价值认知总是滞后的。

summer palace很感性，它将私人的情绪几乎演绎到了极致，这种极致感并不封闭，且可以和观众建立一种情感联系，也许你不认同，但你可以感受得到。

最喜欢的镜头是周伟和余虹十余年后的相见，男人在车里流露出一种满足的笑容，而女人心事重重。房间内，女人并没有跟男人做爱，选择转身走掉。

人和人的关系很微妙，大部分在相遇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而后的发展任凭你怎么构建，都逃不过初相见时的感觉。初相见的美好，始终激荡人心，即使分开，再见，你内心还是会对眼前的人产生另自己都不适的激荡——这很奇怪。所以我们总谈“人生若只初相见”，初相见时的美好，单纯绝对，对未来，也抱有期待。再相见，依旧内心澎湃，可想而知，但对未来，没了期许，因为彼此都知道，而后会展开怎样的故事。人不会轻易改变。

关系中有期许才美，可笑的是，巨大的期许接踵而至的就是无限的失望。——这就是初相见美好的可贵。多一步都是错。

余虹这样的女人，似曾相识。在一段关系中，她们必须通过不断的折磨对方，伤害自己，才可以确立自己的存在感。她们是感情关系中的破坏者。所以余虹最终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守护者。他简单爱，不求回报。

对周伟就不行，她太爱他，所以要不断摧残这段关系，不断给对方施以痛苦证明彼此关系的真实感。

电影中，余虹说的有一段话特别好。在和自己不爱的那个男孩做爱时，她内心独白：我为什么总爱和我的男孩们发生关系？是因为只有在这时，我才感觉自己是善良的。有那么几个了解我，了解我的善良和仁慈。

这种女人是命运的悲观主义。她们感受不到爱情中正面能量的存在，只有做爱这种实打实的施与与受与，才会让她们确定关系的稳固，进而触碰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所在。

其实，有时，做爱是件很伟大的事情。只有在做爱时，人才不掩饰，不假装，释放纯动物性的快感。这种快感最有力。我们总是要找自己，其实做爱，就能让你找到自己，虽然你仅仅只找到那具肉身。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认清一个人，就去跟ta做爱。那一刻，你才拥有真实的ta.

写不出来，就像我最近总做的一个梦，故事以连贯的形式发展，我有时希望梦中彼此每一句台词都是真的。

我们以强有力的方式包裹自己的内心，有一片区域定义为雷区。在狭小的空间中，寸步难行。不是爱情困住了我们，是我们困住了自己。

所以，我们的强大背后是懦弱，反而不是自私和自我。

在电影中，余虹说：革命时代流尽鲜血，和平年代寸步难行。

柴静把新节目《看见》当做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作业。她变得宽厚了。从《时空连线》的主持人到《新闻调查》《面对面》的出境记者，几年前，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说：“柴静离一个伟大记者的标准，还差一点'宽容'。“宽容是什么？”柴静问。“宽容的基础理解。”

引言

《看见》在播出药家鑫这一期节目时，柴静的一个举动又引发争议：节目二分十六秒，柴静正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时，忽然传来一阵嚎啕大哭，是张妙的母亲。“为什么不进去劝劝？”柴静问。“不劝，劝也没用。”柴静起身，对着镜头说：“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说……”

她示意摄像师留在原地。不要拍摄，采访戛然而止。

进屋后，柴静把手搭在张妙母亲的手臂上。那时，她忽然问自己：如果这是二十多岁自己呢？不会做这个动作。也许手足无措，也许很“粗暴”的给对方擦去眼泪，嘴里不断说着：“不要悲伤，明天会更好”之类的安慰话。——就像8年前《新闻调查》第二期节目《双城的创伤》所做的一样：对那个孩子说：“不要哭了，去洗个脸。”然后握住孩子的手，试图让他平静。

再往深点想，20出头的柴静肯定端着摄影机闯进去，拍下母亲崩溃的画面，或等女人停止哭声后，继续追问采访。可到了35岁这个年龄，她想了想，放弃了。

刚进央视时，柴静一心想着建功立业。镜头前：她短发，双手紧紧握着话筒，对采访对象发出连环式追问人。她那时的确喜欢短刀相接的新闻江湖，因为痛快，因为年轻。有观众写信：“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在镜头前，柴静极富表现力：拎着高跟鞋去追一个孩子，或屈身近前握住当事人的手。

这一次，走进张妙房间后的柴静没有出现在镜头中；最终呈现的画面是张家门帘背后模糊映衬出的柴静拉着张妙母亲的剪影。再没有任何具象镜头，只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不想'消费'这件事。‘进去’只是私人举动。没必要在镜头前强调和夸张。”柴静说，“年轻时，总意识镜头在盯着自己，必须夸张行为，取悦谁，来完成任务。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知道有些人承受的东西是他人无力改变也无法体会的。唯一能做的是在得到别人的允许后，陪伴于此。跟你一起，试图感受你的感受。‘陪伴’也在传达一种无能为力。对不起，没办法，只能感受。”

《看见》制片人李伦说：“央视十年，柴静的变化不是颠覆式的，是成长式的，以前她锋芒、灵动，强调现场的激烈感，在《看见》，她变得更宽厚了。”

出走

刚进央视时，柴静有争议。2003年非典，她采访一个白衣天使，打开门，跟摄像招了一下手，微笑了一下，走进去。编导叶山看到这个画面，觉得“柴静的微笑很小资，‘闪进去'的动作像一片树叶，很飘。

这种状态呈现在镜头前是一种倾诉者的姿态。《时空连线》编导包军昊回忆：“她总好像要去跟人谈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我观察她更像一个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

进央视前，柴静在湖南主持一档名叫《夜色温柔》的本地夜间广播节目。大学本科，柴静在长沙铁道学院学会计，1996年毕业后，父母安排她回山西老家省铁十七局做会计。她不肯，执意留在湖南。每月300块钱，一半用来租房，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当年做主持，她不为赚钱也没想成名，只是喜欢这个行业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

她还记得有听众给她写信，一个湖南大学的女孩：说有一天自己去打水，边走边听柴静的节目，发现平时特别讨厌的一个女孩也在听。那一瞬，她忽然理解：原来每个人都有相似的部分。

三年后，柴静当上了湖南文艺广播台综艺部副主任，有专栏，出过一本书，叫《用我一辈子去忘记》。这些年，有出版社找柴静再版这本书，被拒绝。柴静说：“看不惯那时的自己，太‘矫情’。”

“我22岁，刚开始学写字，大部分是模仿，拾人牙慧。多是青春期的孤独感。总体来说，价值不大。”柴静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努力想摆脱在湖南的状态，觉得是一个障碍。这倒不是在否定过去，‘否定’过去多势力啊。‘过去’我用不着了，就把它否定了。人都是从‘过去’生根发芽来的。”

1999年，在湖南小有名气的柴静选择去北京读书。若干年前，高中老师曾告诉柴静的母亲：“这个女孩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柴静，从小没见过蓝天，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闻某个相熟的人在矿下又出事了。她沉默寡言，识字早，却没书看，手边读物是父亲的中医书和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作文惯以“平地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开头。高中时，成绩平平。高考结束后，柴静报了长沙铁道学院，她回忆“走得很急，恨不得把过去都抛掉。”

长沙铁道学院报到第一天，柴静穿了一件夹克，站在校门口，想：“十年后学校会不会请我回来呢？”

她不喜欢会计，笔记本上一边是经济笔记，一边抄着亦舒的言情小说。在一篇文章中，她拿朋友罗永浩和冯唐出来说事：“我十七岁，还在读汪国真的书，老罗已经写了个挺魔幻的尿床故事，投给《收获》，冯唐投的是《少年文艺》。”

1999年，湖南广电的前同事拜托柴静为新节目《新青年》招募“一个性格激进的主持人”。久寻未果，柴静第一次走上电视。

第一期节目，她戴着假发套，穿着红西装，双手紧紧握着话筒，陪当时还是诗人的沈浩波站在舞台上，大声朗诵“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台下，一个同事悄悄提醒她：“要站成丁字步，（上镜）才好看”

新闻的天灵盖

《看见》栏目的编导范铭是柴静十年的闺蜜。前些天，柴静跟她聊自己的采访状态：“我能感觉自己的天灵感被打开的。 比如今天两个摄像，还有编导，旁边很嘈杂，当机器一开，外界所有的信息，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能感受。你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男编导，希望玩打火机，开关噼啪噼啪的声音我能放大无数倍。周围人的走动，编导的皱眉都会影响我。这就像灵魂出窍的感觉。”

有一个现象佐证了柴静神乎其神的描述。《看见》栏目组的受访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广东梅县的老兵，四川自贡的小老板……编片子时，工作人员打场记，没人能听懂采访对象说什么。看现场录播柴静却交流自如。于是让柴静帮忙听，她反而听不真切。范铭问：“当时你怎么能听懂？”“反正就是能懂。”

“一开机，柴静就把所有的细胞打开，她理解力超强，能穿透语言的本身。”范铭说，“开句玩笑，哪怕是一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她都可以直接交流。”

还有一次，在《24小时》栏目做直播，主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事件。作为连线记者，节目结尾，柴静要即兴评论两分钟，且一个字不能错。

“播室消失了，摄像不见了，导播也不见了，坐在旁边的搭档也不见了，只能感觉空调的风，很轻，在耳边嗡嗡嗡响。"柴静回忆，“那一刻很奇妙，我心里一边想一边说，感觉头被打开了，所有神经都裸露在外，很美妙。”

坐在演播室里的制片人李伦转身走了。第二天没来，柴静以为犯了严重事故。李伦说：“我太想听听你怎么说了。所以不想坐在导播室看。我家离得近，拔腿回家开电视，就想当一个观众。”

十年前，柴静刚做《新闻调查》时，央视评论部主任陈虻看到电视上正播柴静的节目，立刻打电话：“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挂了。

2000年，在央视梅地亚酒店一层。陈虻第一次见柴静，翘着腿问：“你感兴趣新闻的什么啊？”“新闻背后的人。”柴静也翘着腿。

进央视后，柴静对主流新闻话语非常陌生，评论不会写，瞪着眼坐在桌旁。白岩松递给她一张纸，是他写的串场词。这张纸，柴静一直留着。她用功，每一个选题把所有国内外采访都打印下来。每一个嘉宾，她提前打很久电话准备准备。

2003年，柴静被调去《新闻调查》做记者的第三天，北京公布非典疫情。制片人张洁电话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柴静答应。挂断电话，又不放心，发去短信“请战”，张洁未回。又追去电话：“我什么时候参加？”制片人说：“在开会。”柴静从家一路跑到会议室。

《新闻调查》6年，柴静从一个夜间谈话栏目主持人转变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调整。在湖南卫视，她的风格被定义为柔软、华丽。做新闻后，她喜欢带有攻击色彩的采访。

《新闻调查》一期《飞越的极限》节目播完后，有评论描述柴静：“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她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一次采访因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被访者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柴静问：“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绝对没有。”“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没有啊，我闻不到。”“你是说你闻不到吗？”“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柴静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陈虻教育柴静：“当你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时，你不会轻易的褒贬。”“你二十多岁，还早着呢。三十多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平实。”“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 “你认识问题的方法太单一，没逻辑。”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觉得从头到尾都被挑剔：每天高兴不行，说没思考；不高兴也不行，说不成熟。她和陈虻吵，急了摔电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你要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 “我不要伟大。” 。

2008年汶川地震，柴静被派往前线，偶然碰到一家人，决定跟他们回家。没有通讯，放弃直播，主编在电话里问：“你想要做什么？”她第一次答：“不知道。”

山中几日，有什么拍什么，没有就不拍。拿回来的素材没有连续的情节，只是每天的日常琐事。《杨柳坪七日》播出后，观众写信:看一遍哭一遍，平实的叙述和人文的关怀打动人心。

央视的一个老人看过《杨柳坪七日》后说：“以前柴静是一个漂亮姑娘。她自己也忘不了这点。但这个节目，她忘了。她跨入成年了。”

柴静说：“从这期节目，我开始转变。以前会害怕发生什么。但现在却很踏实这种“不知道”的状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敬畏。那年，我三十二岁，经历过亲人去世，了解死亡，知道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经验告诉我：生活就像水，自己会长出来。你能做的是没有任何预设的放下，看着水流迎岸拍上。我更这种喜欢春雨绵绵的感觉，像人生一样，说服和解释，很累。”

2008年下半年，柴静报道奥运会，很忙。有一天堵在路上，出租车司机急得按喇叭。柴静说：“别着急。”说完，心里纳闷：“平时最急躁的是我，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劝别人别着急。

教师节，柴静给陈虻发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此时，陈虻胃癌晚期，在住院。

陈虻告别时，柴静握住他的手，这是八年来，她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她一直记得陈虻在她刚进《新闻调查》时叮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她在博客里写：“写字不是义务，写本身就是写的报酬。”

柴静说：“陈虻就像一支网球拍，我是网球，不管弹多高，他永远比我高出一公分。”2008年底做工作总结，一个同事问柴静：“今年你为什么这么感性？她奇怪：“难道我原来不感性吗？”“你今年的状态和往年不同。”“我的成人礼吧！”

成为柴静

李阳家暴事件后，《看见》采访了李阳和他的妻子。重播时，柴静窝在家里的沙发，以观众的角度重看，突然觉得不舒服。节目中，李阳问她：“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你也不可能兼顾家庭吧？”柴静答：“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

回答当然没问题，观众也不觉得唐突。但柴静嗅到了“攻守”的气息。她觉得自己在那一瞬间“水花四溅”。

柴静说：“李阳的节目我唯一不满的是自己不够宁静。我完全可以呈现我的生命，而不用带着一两分的激动。我不满自己有道德优越感，天然觉得‘爱’是好的，‘同情’是好的。可是，“善”不能强加于人的。强加的结果是普遍虚伪。”

范铭说：“以前柴静‘锐’，节目目的性很强。这些年，柴静不评价任何人，不做简单的逻辑判断，她学会感受，试图呈现事物本真的状态。”

前天，柴静碰到话剧人牟森。他说：“《看见》不是新闻节目，是文学节目。”

“《看见》是柴静的节目，它的总和是柴静的精神世界。是柴静的专栏。”制片人李伦说：“柴静是我们的发动机，她100%有热情的选题一定要让她做，她未必可以阐述，甚至采访前，也没办法认识清楚，但这种冲动和欲望可以给节目带来好的东西。这话说的很任性，但我相信她。”

做完李阳的选题，台里领导发来一百个道德楷模名单，让《看见》节目组选几个。一个拳头打下去，激起水花，必须通过没有争议性的节目平复，这就是央视。有时，范铭沮丧。柴静安慰：“这比我想的好多了。”“我们悲观是因为想要走很远，但只能达到这么近。柴静乐观是她因为她预设的结果比我们更悲观。”

问柴静为什么不离开央视？她答：“只有中央电视台能把根扎在中国最深层的土壤，能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11月的某周，柴静周一半夜下飞机，周二清晨5点起床，乘坐早9点的飞机四川自贡采访，周三中午回北京。周四去上海拍新一期节目。周六，张立宪《读库》的年终读者会，柴静早早答应参加。周日下午，金融街雕刻时光，她约许久未见的科学松鼠会姬十三喝吃下午茶，聊到一半，刚出新书《批评官员的尺度》的作者何帆笑呵呵地来了。

中途，柴静给范铭发短信：累得要虚脱了。”范铭回：“看你传回来的带子，完全感受不到疲惫啊。”

她是真心喜欢这行。一年365天有200天在出差。去乡下，她闻见雨点子溅在土里的味道，冬天采访车陷在泥里，人冻得哆哆嗦嗦的，一抬头，她高兴：“满天星斗，亮得吓人啊。”

柴静说：“现在是我最轻松舒服的状态。年轻时，觉得节目是作业，要做得漂亮。现在，《看见》是作品，工作对我也不重要，我不是以央视记者的身份与人交往。是以一个人的状态去跟人交往。有时想，自己真幸运。我怎么能这么幸福呢。然后又带着点傻乎乎的天真，觉得其他部分少给我点吧，这样我可以抱有这种幸福。不能奢求一个人可以匹配太多幸福。”

有天夜深，范铭和柴静在MSN上讨论完工作后问：“谁知到我们在深夜里都干些什么啊？”。柴静回：“眼睛热了一下，为渺茫而认真的理想吧！”

柴姑娘

柴静的新书大概在2011年年底出版。柴静写书，是因为陈虻。他弥留之际曾说：“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陈虻走后，柴静回望，觉得自己做过很多重要的事情，报道过奥运、非典、地震。但最大挑战是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是一本讲述“柴静是如何由错误构成”的书，第一章写柴静泡在错误中，以至于无法呼吸。

《读库》主编张立宪5月拿到了柴静的新书，认真帮着看了一遍：“你说白岩松，他的书卖好卖坏无所谓，版税只是帮衬和点缀。但对柴静来说，版税很重要。她不阔，朋友们都希望这本书让她赚够版税，这样，就不用租房住了。”

她的朋友们简单三个字概括：行动者。每年，她帮张立宪做《读库》读者年终活动，崔永元《我的抗战》现场，她主持；休息时，和周云蓬对谈诗歌和音乐……学者、科学家、环保主义者是她下午茶时间的常客。

在老男人的饭局上，她是“柴姑娘”。名字透着旁人对她的宠爱。但她又是不会给男人太多负担。张立宪说：“男人们坐在一起，出现一个女孩，女孩肯定希望被哄着夸她，但柴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老男人吹牛，喝多了，吐得一片狼藉，她在一旁拿着扫把墩布默默收场。

上出租车，司机师傅想抽烟。柴静讨厌烟味。但看师傅实在难受，于是伸手：给我一根吧。她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人，春风化雨。柴静的母亲前几天说：“小心以后有了孩子，溺爱孩子。”

一次饭局，张立宪念诗：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柴姑娘马上对出下句。她极爱读书，饭局上谈书，老男人只得装作记忆衰退的样子，支支吾吾应和。张立宪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心智属于半死亡状态，完全吃老本。柴静一直在升级刷新。这也是我们成为朋友的基础。”

有时，男人们谈起“烟视媚行”，逗柴静，你怎么就跟这个词绝缘呢？她抗议。“其实她是‘风霜之美’。”张立宪说，“她冲在一线，耳闻目睹的人间故事。体力情感精神的多重付出，都在外在有所表现。‘风霜’这个词很多女孩不喜欢，但这是另一种美，带着对生活的思考。”

有一年，范铭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上班，半路碰到柴静，两人推推桑桑，一个说“我带你吧”，一个说“别，我带你。”一辆宝马开过，一位台里的女主持摇下车窗说了句“嗨，”然后飘然而去。——她跟柴静同年出道。

柴静的朋友都曾接到邀请柴静出面的饭局、晚会、活动。大家知趣，从不跟柴静提，在电话里推了。作为公众人物，柴静有机会成为有钱人，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朋友没看到她接过任何这类活动。三年前，柴静才为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房，这几乎花光了她所有积蓄。

“她对金钱没有概念？”范铭说，“这个解释也很肤浅。我理解她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她每天事情那么多，要读书、看电影、旅游。但生命时间又那么短，她要合理分配。我理解，她只做自己内心深处认可的事，这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11月的那个周末，柴静和姬十三在喝下午茶时争论起美国电影《永无止境》：片中有一种神奇的药丸可以让人无所不能。姬十三认为一旦研制出这种药，人类将受益匪浅。柴静坚决反对：“这违背了人类的生存规律，人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问柴静：这些年，你一直住在租的房子，也不买车，是甘于清贫吗？她不知道怎么答，想很久，把手里的餐巾纸撕成一片片：“我很怕这沦为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其实我并不高尚，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财富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有时想想，这里面是空的，是不可依靠的。大部分时候，我更看重生命本身，它才是真的，它饱满像果实。而有些东西是空的，我从里面体会不到任何幸福。”

“你没有功利心吗？”“我没有‘攻’的心，只有‘守’的心。”

生活中，柴静柔软，没有方向感，极爱丢东西：手机。钱包。本。纸。和姬十三喝咖啡时，她抢着买单，一掏兜，发现忘带钱包了。范铭说：“她生活和工作是两个状态，上节目她头脑清楚，算账特别快，每次讨论选题，能以环环相扣的强大理性说服他人。可一到生活，她自理能力差。所以大家喜欢保护她，宠着她。”

柴静说：“我工作很忘我，到了生活，反而有点漫不经心。”

《看见》栏目组年轻的编导葛西厢第一次和柴静出差，打电话问范铭：“要不要给柴老师单独订房间？她一般是什么规格？”范铭说；“不用，她跟你们一样。”

早年，她喜欢带藏饰，这些年，没了。录节目，制片人看她脖子太空，勒令带一条项链。她选“小小”的那条。有节目需要，她才化妆，衣服让编导帮着简单熨下。生活中，素面朝天。

和范铭逛街，柴静经常指着一件衣服问“要不，我去试试？”“这件衣服你不是有过三百件吗？”她的衣柜里，棉麻、灰黑、藏蓝、浅灰白的衣服层层叠叠。

前些天，范铭拿到柴静对新一期节目解说词的修改意见：讨厌拔腿——（批注）这样的词，拿去，太恶劣了；怒不可遏——删掉，不要滥用形容词；我们纷纷……——我受够了这些小学生惯用语句。“好的文字，是要用来听的。说到底，是不装。写文章用副词、连词是想吓唬人。告诉别人，我成年人了，你们要重视我，其实是虚弱。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柴静说。

文如其人，化繁为简了。

记不清哪年哪月哪天，柴静给范铭发去一条短信：幸好，我们没老，没腐朽，没对生命就范。

弥漫在南国家乡的味道

清风拂面 久远幽香

从小道来，自林荫去

少年心肠 道不尽缠绵得意

可世上没有能封存的桂花香

性温味辛

刚离枝头，清新馥郁

刹那转瞬，烟消云散

都说桂树有桂魂

魂，是锁不上，封不住的。

游荡在山川田野，

是自由

近在咫尺，流年似水

　　6月中旬，带我们参观德国帕希姆机场的张效铭坐在副驾上，操着熟练的德语、指挥一个高壮的德国年轻人开车。张效铭是买下这座机场的河南商人庞玉良(微博)在德国的助理，他有副典型的中国人样子：平头，个儿不高，皮肤黝黑，说话有些局促，穿件不算合体的西服。

　　穿过一片农田，进入茂密的森林，车停在德国易北河支流艾德河边。狭窄的河道在几个世纪前就有络绎不绝的商船来往穿梭，一度见证了帕希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段。如今，河道把帕希姆分为两个“部分”——河流往西的850公顷土地属于庞玉良。

　　在酷爱足球的德国人眼中，庞玉良所拥有的土地相当于1200块标准足球场。2005年，这位来自中国河南的商人以3000万欧元收购了前东德废弃的军用机场——帕希姆(Baltic airport)国际机场。

　　庞玉良喜欢称自己为“帕希姆机场的主人”。与德国旧式的容克地主一样，在这个偏僻的德国小镇上，庞玉良是大财主。他在与当地政府的购买合同中注明：中国人拥有机场100%股权、设备及附属经济合作区土地的永久拥有权。

　　河里有鱼，林子里不时有野兔、松鼠穿梭。庞玉良喜欢这片“世外桃源”，闲暇时他的部下可以打猎捕鱼，他则以主人的姿态设宴招待朋友，当地权贵也常邀请他去家中作客。

　　“在德国，这片土地世世代代都属于我的老板。”张效铭说。

　　在这个偏僻的前东德小镇，庞玉良是当地人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最初，为收购机场，庞玉良一年往来多次，人们叫他“马可·波罗·庞”；后来，他买下机场，长居此地，全城3万多居民称他为“Herr Pang(庞先生)”；现在，他的德国下属尊称他为“professor pang(庞教授)”。

　　小镇上，庞玉良只认得几个人。他深居简出，有着东方式的含蓄和低调，小镇的人几乎都认识他。偶尔，他去超市购物，小镇居民会惊呼：“快看，那个中国老板提着塑料袋走在街上，他竟自己出来买东西。”

　　这桩收购曾让这个近十年已逐渐被人遗忘的德国小镇再次成为焦点。作为13世纪汉萨同盟的成员，帕希姆经历过德国北部历史最辉煌的时期。“那时货物从波罗的海各大港口运到帕希姆，此地辉煌一时，是中世纪最重要的运输中转站。”帕希姆机场的前任经理科勒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帕希姆人，也是帕希姆机场的前任经理，自中国人买下机场后，他成为县政府负责机场事务的专员。

　　科勒高瘦，像每一个一丝不苟的德国人一样，穿熨烫平整的白衬衫。儿时，他家就住在帕希姆机场附近。那是前东德时代，轰隆隆的战机从跑道起飞，苏联人占领了这里，使之成为其在欧洲最大的军用机场——17%的攻击性直升机驻扎在此。科勒家的门窗常被飞机巨大的噪音震坏，他的母亲曾组织游行，向政府施压索要维修费。

　　1990年两德合并后，虽然帕希姆所位居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得到了大量的联邦政府补贴，但仍旧贫穷。再加上德国铁路及高速公路也都绕过帕希姆而建，这里逐渐被现代文明边缘化。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不会讲英语，新生一代奔赴德国其他大城市谋生，古老的城镇保存着旧时的面貌，街道崎岖蜿蜒，全部限以单行，大多家庭没有安装防盗门与防盗窗的习惯，在节奏缓慢而单调的生活中，帕希姆逐渐被人遗忘，它只是德国人前往波罗的沿海度假途经的小镇。普奥、普法战争时期著名将军毛奇的雕像屹立在帕希姆中心广场，日复一日，注视着家乡的单调和贫瘠。正如庞玉良的合伙人王国东说：“帕希姆是一个‘除了有一个机场，什么都不值一提’的地方。”

　　德国《世界报》经济版资深编辑丹尼尔·厄科特用“经济沙漠”来形容帕希姆所位居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现状。2004年的数据显示，这个州的总债务是10.3亿欧元，人均负债5958欧元，失业率高达20%左右。州内的绝大多数县城以农业为主，几乎没有商业，“变卖土地”成为发展经济的捷径。

　　“我有一个梦，梦想着这个机场能再度让帕希姆焕发活力。”科勒说。在帕希姆当地人眼中，机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天气能见度好，两条3000米×55米的跑道可以承载A380巨型客机，距离汉堡、柏林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运营成本低，且被国际民航组织评定为4E级机场，机场不受夜航及扩建的限制。

　　砸下3000万欧元后，庞玉良成为了机场的主人。他在帕希姆拥有了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德国帕希姆县普特利茨大街25号。它位于帕希姆县政府的3楼，和县长伊雷蒂的办公室只有一门之隔，仿佛暗示着庞玉良会成为这个偏僻德国县城的经济明星和救世主。

　　“天大的便宜”

　　对于这桩本应该高调宣扬的收购国外机场一事，庞玉良没有像其他一些中国商人表现出“一夜成名”的膨胀。收购是悄无声息地完成的。在正式签约那天，庞玉良一个人走进了会议室。事后，他的父母和公司员工才知道——庞收购了一个德国机场。

　　他的低调大概和经历有关：他出生在中国相对贫穷的省份河南。上世纪80年代，他靠勤奋苦读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饭店学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新世界(8.74,-0.10,-1.13%)饭店工作两三年后，跳槽进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事货运业务。1995年，庞玉良出任一家挂靠在农业部下面的货运代理公司副总经理。2002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林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发展了两年包机货运后，他把业务逐渐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2005年，庞玉良打通政府关系，在家乡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开通了国际航线。在这里，他的公司曾开创了一周高达六七个国际货运航班的纪录，使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当年的货运量在全国机场中从接近末端的位置一下跃升到第7名。但很快，庞玉良的生意“一落千丈”，外界猜测原因是郑州机场领导变动。

　　在货运代理业打拼多年，庞玉良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像林德这样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的公司在国内有6000多家，很多航空业者没听过“庞玉良”的名字。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每年进行一次国际货运代理百强评选，林德公司从不主动参加。没有人能够清楚地掌握林德公司具体的经营数据。

　　2005年，庞玉良开始海外市场，长驻尼日利亚。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前东德教授、原东德外交官克劳斯·格吕茨马赫尔向庞玉良提到东德有一处机场要出售。由于德国对机场的股份出售没有相关的限制法规，帕希姆机场成为前东德私有化持续进程中“可变卖”的资产。

　　这位中国商人嗅到了商机。

　　2005年，在与联邦快递、阿联酋航空等11家世界航空巨头的竞争中，庞玉良胜出，中国人并没有抬高价格，是他在招标书中描绘的未来打动了德国人：帕希姆机场将成为连接中欧最大的空港城和保税区；往来不绝的货运班机，保税的海运和空运货物，联排的物流仓库与展销基地，周边辅以商店、别墅。

　　“庞让我们相信，他能为机场带来良好的业务和美丽的前景。”科勒说。之前，帕希姆县政府每年要为机场承担300万欧元的运营费，1994年县政府花1150万马克从州政府买下机场，本以为可以激活经济，却带来沉重的负担。

　　在庞玉良收购机场前，英国、俄罗斯商人都曾为帕希姆机场注入巨资，但每年只有寥寥几架水上飞机和每周前往保加利亚的固定一班旅游包机起降。不得已，帕希姆县政府收回机场，再度变卖。

　　2005年，在签署机场收购协议后，庞玉良第一时间把五星红旗挂在了机场前的小广场上。那天，他许诺：3到5年间，机场雇员将由并购时的26人增加到将近1000人。德国《什未林人民报》写道：“曾经的军用机场计划转型为国际枢纽机场，在过去的15年里，它已经有过两次失败的投资经历，但自从中国国旗飘扬在机场之后，投资者排起了长队。”

　　科勒说：“庞看上去绝对不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企业家，在和他有限的接触中，他表现出的坚持不懈和我们德国人的性格很像。”

　　可实际上，庞玉良并没有那么多钱。在向国内商业银行寻求贷款未获批准后，他不得不动用自己在尼日利亚的政府关系，但也没有换到现金。

　　帕希姆机场所在的什未林市政府不得不向庞延长了一月的付款期限，并建议改为租赁15年的方案。庞玉良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时一家德国物流公司出现了，他们希望买下机场40%的股份，同时他也收到最后通牒：如果在2007年年底不能如约付款，合同作废。

　　中国商人另辟蹊径，利用合同中的条款：这片土地可以分割、转让、出租，向澳大利亚古德曼集团出售50多公顷土地，获得1300万欧元，解决了部分资金问 题。

　　期间，中国进出口银行找到过庞玉良，愿意提供十亿元对外并购贷款，但因抵押及审批等原因未实现。另有一些国际大型企业及基金也提出参股，被庞玉良一口拒绝：“我买就买‘纯一色’的，一根‘杂毛’都不要。一生能把这事情做成也值了。”

　　但直到今天，机场的收购细节仍旧扑朔迷离，这笔巨额的资金交易是一个秘密。林德公司的另一合伙人王国冬更是语焉不详，他给出最官方的说法是：“公司至今对收购机场的具体数额没有明确公布。”

　　在德国媒体的报道中，2009年年底即将到账的第二笔款项1700万欧元迟迟没有打入德方账户，还有传言庞的资产被当地财政局扣押。庞玉良也没能兑现当年的承诺——员工只增加到50个，远不是1000个。破旧不堪的老式塔台至今尚未维修，以至于帕希姆县不得不几次延长塔台的使用年限。

　　2010年，事情又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当地议会决定中国人只需要再付500万欧元且分5年支付就可以拥有机场。没有人知道庞玉良以什么方式说服了固执的德国人接受合同的变更。科勒解释说：“庞希望把减免的1200万欧元用于机场建设和投资，我们认可这一想法，这很有远见，也是为了当地经济好。”

　　在庞玉良的规划中，2011年将投入770万欧元，建一个新塔台；而总共用于机场建设的数字将达7000万欧元。这的确能让帕希姆的官员忘记先前的一些不快。

　　但帕希姆当地一些居民愤怒了，他们认为“中国庞”不过是一个投机倒把的掮客，交易被定义为“一桩丑闻”。

　　在帕希姆当地的一个BBS上，一位名叫托马斯·舒伯特的人说：“实际上，中国人没有花一分钱就买下了机场。他的第一笔款项来自澳大利亚古德集团。”另一位匿名留言的德国人措辞更加激烈：“我对没有经验的政府官员感到失望，他们不但不给公务员加薪，竟然还白送了1200万欧元给中国人。我们选了一些演员来领导帕希姆。”

　　县长伊雷蒂说：“我坚信庞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2010年货运吞吐量已经达到2600吨，每周有3架货机往来，未来会增加到5架。大家不要过于紧张。”

　　更多非议还指向帕希姆县政府和庞玉良说不清的关系。2010年，帕希姆反对党热炒中国企业“行贿”政府官员的事——林德公司邀请帕希姆政府和工商协会的官员到中国参观世博会。伊雷蒂不得不再次解释：“大部分是商业交流，参观世博会只有一天的行程。”

　　坐在科勒的县政府办公室里，我问：“迄今为止，你对机场的运营状况满意吗？”

　　“至少我们看到了机场上空，每礼拜都有货机往返。做这桩生意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不再负担每年机场高额的运营费，机场的业务量能逐步增加。”科勒说。

　　这就是庞玉良“聪明”的一面。他十分清楚县政府的“底线”，他们不愿把机场再度出售，只要保证机场正常运营，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渡过难关。

　　2007年，德国机场员工涨薪的要求被中国老板强硬拒绝：“如果加薪，机场加剧亏损，最后破产倒闭，没有人可以拿到工资。”

　　在帕希姆工作4年的张效铭对德文媒体的负面报道早已司空见惯，他毫不在意：“在德国这样一个社会，负面新闻才能刺激报纸销量。”在他的叙述中，帕希姆居民十分欢迎中国老板。有时，走在路上，居民向张效铭打招呼：“昨晚我又听到飞机的起降声了。”张效铭说：“抱歉，是否打扰到你？”“没有，我们很高兴机场有业务。”

　　张效铭先前在慕尼黑机场工作，庞玉良收购帕希姆机场后，他来到林德公司。“在德国，中国人做事情很不容易，在慕尼黑机场我永远只能做大机器的螺丝钉，而在中国公司，我可以做得更多。”张效铭说，“我相信我的老板，否则也不会到这里来。”

　　正和我们交谈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晚上会有一架货机降落？好，我来联系客户。”他顾不上吃盘中的那根芦笋——这是德国夏季的时令蔬菜，开始忙碌起来。而德国员工也渐渐习惯了中国式不分昼夜的勤奋——这也是帕希姆机场较之德国其他机场的优势。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拼钱的时代了，想法有时候就能够变成钱。不管如何，我至少拯救了一个濒临破产的机场。”庞玉良说。

　　国中之国

　　在林德公司2010年的年会上，庞玉良向员工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未来帕希姆保税增值港建成后，我们的员工也许会在德国境内拥有自己的住房。”

　　“他是一个梦想家。”庞的下属说。

　　“他几乎没有任何爱好。高尔夫？骑马？”王志冬摇摇头，他认识庞玉良十几年，印象中庞唯一的爱好就是他的事业：“如果他决定做什么，就一定会想办法实现。”

　　在拥有了帕希姆机场后，庞玉良需要大量的钱为这片土地投资。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模式——保税仓储直销。经过与州政府和隶属海关的谈判，机场具备了成为保税区的资质。

　　在庞玉良的规划中，未来世界各地的货物拿到帕希姆保税区展览，买方可以到帕希姆保税网上选购产品。货款打到第三方支付账户，林德公司负责物流货运。现货交易完成，卖家收钱——这样的模式摆脱了旧有货运展销时间长、手续繁琐、交易容易中途毁约、信用无法保证的弊端。

　　实际上，这个眼睛布满血丝、喜欢穿西服的河南商人早已对传统的包机货运业务失去了兴趣——这是一项要想赚钱只能“拉低价格、薄利多销”的生意。这两年，他在思考的是如何利用新买的土地和自己的物流资源赢得更多利益。他告诉外国人：“我的保税展销模式在中国有成功先例——马云(微博 专栏)和他的淘宝网。”

　　2011年，庞玉良组织了一场名为“帕希姆保税”的会议，极力游说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商人为帕希姆投资。会上，他宣布自己即将引领“一场国际贸易的新革命”。

　　更深层的背景是，庞玉良刚刚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一笔数目可观的贷款——没有牺牲股权，仅以资产作为抵押。这笔钱让他有了更多的底气大展拳脚。今年8月，新的塔台将开始修建。

　　在林德公司制作的帕希姆机场宣传册上，一张跨页规划平面图向我们展现了这里美妙的前景：850公顷的土地被分割成保税物流园、保税工业园、保税商贸园、亚洲中心及经济合作区……森林溪水边是别墅、水上世界、娱乐世界、购物商城、世界名人俱乐部……它几乎让人们相信：这片贫瘠的土地即将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中之国”。

　　在庞玉良的博客上，他甚至写道：中国制造可以进驻保税经济合作区生产、组装，产品可标注为“德国制造”，投资251万欧元，可申请本人及直系亲属的德国居住权；未来，这里将建立免签居住区。

　　林德公司年会结束后，庞玉良的一位下属问他：“老板，如果以后我们住在帕希姆，发现有人抽大麻、吸毒……该按照哪个国家的法律制裁呢？”

　　庞玉良思索许久，说：“很多东西都没有先例，走一步看一步，到时自然会有解决办法。”

　　尚未解决的事情还有很多：德国有严格的移民政策，中国人如何解决法律法规问题？建立保税区需要砍伐大量的林木，德国对砍伐林木有复杂的法律政策，如何把林地变为商业用地？这其间必然会涉及到中德两国相关的法律政策。

　　“我想，很多美好的前景只是庞的营销手段。”熟知德国法律条款的赵毅说。她是德国注册律师，专门帮中国客户处理在德国的法律事务。她曾推荐客户关注帕希姆机场，但应者寥寥：“与德国商人相比，中国商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表现得不够理智。遇到法律纠纷怎么处理？遇到风险怎么解决？德国人喜欢把事情想到最坏，然后再做出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德国商人在帕希姆投资，他们太清楚这是怎样一块土地。”

　　但在运营机场的这5年，庞玉良已显露出中国式的灵活和精明。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人像中国商人一样，在突破规则和活络关系上拥有惊人的能力。

　　长年研究德国企业的杨佩昌说：“如果按照德国人的常规做法，10年、20年帕希姆地区不会有太大起色。想发展必须运用反常规的方式。放眼全世界，也只有中国商人有这样的思维。

　　庞玉良将是在德国全资收购机场的最后一位外国人。自他收购帕希姆机场后，德国政府修改了法律，禁止外国人持有机场100%的基础建设股权。机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其实，庞当下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在德国运营机场，以低成本和24小时服务为优势——这或多或少会受到汉堡、柏林这样大型机场的打压。

　　庞正在努力地融入这片土地。如今，他一年要过两个节：圣诞节和春节；同时，这里也被他改变着——帕希姆当地一家意大利饭馆开始推出中国口味的“羊排豆角焖面”。他曾跟镇上一家啤酒馆老板开玩笑说：“你的啤酒很好喝，我要买下它，做中餐。”

　　科勒说，也许过不了10年或20年，他就能看到家乡的繁荣。

　　我们始终没有见到庞玉良，在我们抵达帕希姆的前一天，他去法兰克福参加物流展会。展会结束后，庞也许会回中国，也许会回帕希姆——他的下属很难掌握他的行踪。停放在北京公司的奥迪A6座驾则满厚厚的灰尘。

　　一个月前，林德公司的一位员工接到了一封邮件，来自匈牙利：

　　“我们有一个机场要出售，你们有没有兴趣？”

东北工人陈桂林下岗，和妻子离婚，正在学琴的幼女梦想要一架钢琴。再婚嫁给有钱人的妻子生活富足，于是“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为了这场抚养权争夺战中重要的砝码。陈桂林窘迫无奈，绝境中，突发奇想，要用钢，为女儿手工制作一架“钢的琴”。

表面上，这是一个有关亲情的故事，父爱深如海。但内核，是一个有关时代的故事。为了造琴，陈桂林召集了旧时的工友：刚刚大牢出狱修钥匙为生的快手；负责工厂转让收尾工作的季哥；杀猪的大脑袋；退休在家的工程师老汪……

郁郁不得志的小人物集合在一起与其说他们是帮助陈桂林实现女儿的梦想，不如说，他们是在追忆那旧时的好时光。“好时光”像一剂春药，让他们兴致勃勃，焕发生机。他们想起，自己曾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人，技能高超，忠于职守，他们又想起，自己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咔嚓一声，承担改革代价。

伟大的电影总是在诉说“时代”，个人不可抗拒之命运和时代难以逆转之变迁。《钢的琴》让人一下回到那“咱工人阶级有力量”的年代；但转瞬间，又不得不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和失意人的窘迫和无奈。

“一架钢的琴”最终造出来了。其实，结果已不重要。陈桂林的女儿还是离开了她。电影结尾在女儿用这架奇特的钢琴弹奏出一曲简单欢快的歌曲为终了。喜悦，兴奋，他们虔诚地聆听着乐器之王弹奏出的音符，所有人在这场造琴工程中都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满足感。无尽的想象让我绵延到这场梦幻游戏之外：尘归尘，土归土，一转身，他们还是要面对各自的苦涩和无奈。

这就像一曲时代的挽歌，与那些不接地气的商业电影不同，小人物并没有迎来春天。他们还要回归现实，然后被压得喘息不得，也许唯一留下的“财富”，是若干年后他们在酒醉后，向旁人吹嘘“我曾造过一架钢琴”。

两年前，曾跟赖声川聊天。他说：“这个时代不再是英雄的时代。因为英雄的故事已经难以被人铭记。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时代，所以我喜欢书写小人物的命运。”

是啊，谁人不是小人物？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英雄的故事总是带着夸张的渲染和成王败寇的世俗论调。只有小人物的光荣和希望可以唤起时代的勇气和力量。

人人心里都有一架“钢的琴”——但愿再艰难的日子不要打磨掉这份美好，愿生活温暖如歌。

如果爱情是小格局，人性就是大格局。大部分流传千古的文艺作品，主题都逃脱不开“人性”二字。普世价值和世俗伦理的冲突，善和恶的交锋，精彩的故事便在这种张力下张开。《武侠》也是如此。十年前，甄子丹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大恶人，偶然，一个孩子的哭声感化了他，隐姓埋名于偏远山区，重新做人，做一个好人；金城武是一个嫉恶如仇的法医，错手放过一个有罪孩童，孩童回家旋即毒死了双亲，金城武的人生被颠覆，信奉：世界上本无好人，只有法律是罪正确。若干年后，因一起案件，两个人狭路相逢了。

《武侠》绝不是讲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至高境界，故事也没有涉及江湖纷争，帮派利益，只是两个人，对“侠义”的理解。甄子丹放下功夫，自我救赎；金城武执着功夫也是在自我救赎。前者是想去掉心中的“恶”，后者是想寻找“真理的意义”。我觉得这就是电影最可爱的一点。

前不久，刘瑜为某商业杂志写过一篇关于“灵魂”的专栏，其中一段文字如是：没有灵魂这个词，形容人的属性将变得多么吃力。在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求生求偶、繁衍、趋利避害、热了想乘凉冷了想取暖的自然属性之外，“剩下的”那些东西，总得有一个名字吧，那就叫“灵魂”吧。除了追问是非，灵魂还主管我们对美的敏感。开车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首好歌，我们说：真好听。走路路过一片油菜花，我们说：真好看。应该不会有一头狮子，或者一匹狼，走到沙漠边上时，凝神片刻，突然用爪子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吧。

《武侠》的动人之处就是在于以“武功”为载体去追问人生的意义，这其的普世价值包罗万象：人对“善”和“恶”的疑问；人在“感性”和“理性”间的纠结；“真正”的爱情和“世俗”爱情间的抉择——这全部都是关于“活着”的终极问题。

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喜欢追问“为什么”，且人性中最纯真的部分就是持之以恒的坚守真理。正如《武侠》中甄子丹对“放下屠刀”的坚持和金城武对“世间真相”的执着。

人心无所归依，很多人看不懂《武侠》中暗藏的潜台词：没有炫目的打斗，凄惨的爱情，跌宕起伏的大场面。两个人，一个故事，前世今生的追问。我们太忙了，就像王朔说的，活得像一帮苍孙。忙着忙着就只记得要“好好活着”，忘记了该如何“精彩地活”。

从土耳其回来两个月了，一直想写游记，但中间辞了职，跳了槽，犯了懒，一直耽误到现在，很多景色已经淡忘。这让我开始思考旅行的意义，每一段旅行到底能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些什么？旅行的意义是叫人们用力记住过往的风景吗？

我不知道。

如若让我回忆，就在这一刻。最先浮现在脑中的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伊斯坦布尔，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个海峡呆上一阵。

四季酒店，一杯长岛冰茶，远处是轰隆隆作响的游轮。海风吹来，咸咸的，远处是繁华的欧洲区，彼岸是光怪陆离的亚洲区。空无一人的四季酒店露台，海鸥不断以俯冲的姿态在眼前掠过。想说太多话，却一句也道不出。

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穿行的那天下午，穿过不知名的街巷，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海峡，又是博斯普鲁斯。似乎这个海峡在这座城市里无处不在。那是夕阳下西，有居民沿着长长的海边大道漫步。我们走进一个街心花园，孩子们坐在跷跷板上，发出咯咯的笑声，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大海。随边找一个地方坐下，看太阳在似是而非的移动，又快又慢，夕阳的光晕打在每一个人脸上。那天天有点冷，太阳下山的一刻，整个天地刹时一片漆黑，一秒钟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我生平第一次感觉看夕阳西下是一件特别感伤的事情。

我们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背上书包，又转进伊斯坦布尔老城的小巷。万家灯火，星星点点，我想，我应该拉起那个人的手，义无反顾的就这么走下去。

在土耳其的最后一天，我们又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天阴，雨细细碎碎。空气潮湿。好像约定好一样，大家又彼此沉默，远望。一只猫爬过来，在我身上撒娇。我抱起它，摸它的脸。她呢喃，和雨声混在一起。忽然，我想起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多次写的那句话：无论生活如何，我依旧可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漫步。

有时，旅行的回忆就是这样细细碎碎。谈不上头绪，像作家锁在抽屉里的不经整理的草稿。

写到这里，我开头的那个有关旅行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之一。旅行，是和你爱着的人们，去经历永不复刻的经历，路上的彼时彼刻，即是永恒，即是完美无缺的一瞬间。再没有比这更美好。

《海清：一个女演员的自白》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43&id=5206

《王卯卯：被兔子改变的命运》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43&id=5258

《永久有多久》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48&id=5164

两篇人物，一篇事件

人物算轻车熟路。更重要的是选题角度。海清和三联的孟静正面撞题了，同一时期上，但好在角度不同。

王卯卯的角度是，在商业社会上，一个依托创意产业诞生出来的成功者该如何面对金钱的诱惑和情感的平衡。

《永久有多久》算是费力比较多，去了上海，但在杂志内部，争议很多。叫好的人说这是一个既能关照当下，又能连接过去的好选题好稿子；质疑声是，这像给永久做公关稿子。

2011年，第一期任务就是封面专题

希望今年可以做几篇好的调查稿，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钻研下去。

其实陈凯歌有点多虑了。《无极》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低谷，不可能再差了。那个年代，他昏了头，一门心思往大制作上奔，忘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赵氏孤儿》没有那么差，至少在前一个小时内足以证明他还是中国最牛导演。最初重要人物的出场，寥寥几笔，性格跃然纸上；那场血雨腥风的宫廷争斗也拍得极为精彩，最后赵家的灭门惨案把整个气氛推上了高潮。

不过前一个小时的戏也是各类版本史料呈现最足的。陈凯歌功课做得好，消化能力也强。无论是从剪辑节奏还是各项指标的把握，他拿捏的极为精准到位。

PS,我不得不说，范冰冰还是美死了。虽然只有不到十场戏，但那张脸一露面就惊艳动人。尤其是大屏幕上看，五官精致。相较下，扮演葛优媳妇的海清真像一个大妈。奇怪的是，私下看，范冰冰很一般，还有点胖。看来她真的天生适合大屏幕。

到了电影后一个小时，怎么形容呢？就像一场狂风大作后只下了星星点的下雨。各种不给力。陈凯歌在媒体见面会上曾说过，他做了一些改变，要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程婴和赵氏孤儿的关系。比如，为什么程婴要用自己的孩子换他人的儿子，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古人讲究的”义“字当先，在现代社会里，是否还能成立？

显然，陈凯歌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解读并没有错。无论京剧版本，还是元曲版本，赵家灭门惨案发生前，故事的脉络几乎一样的；灭门惨案发生后，各个时期的创作者都做了相应程度的改编。比如有的版本是程婴带着孤儿逃到深山，有的则是程婴和孤儿归入屠岸贾门下……

当然，任何版本都是可行的，但如何解读的通顺就成了大问题。在电影上映前，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陈凯歌的剖析是：程婴只是一个小人物，无疑卷入争斗，只是阴差阳错被迫成为了“忠义之士”。在抚养孤儿的15年中，他希望用爱化解仇恨。

可是，电影的后一个小时所着力描写的程婴和孤儿的关系中，观众看到的却是另一番状况。在此不剧透。反正故事的主线变了味道，各种莫名其妙和不知所云。

PS：葛优演的没有问题，王学圻再次证明了精湛演技，到是黄晓明在复仇的三角关系中显得最弱。他真的不适合演这类戏。每次他出场，明显接不住戏。做一个比喻，他的演技就好似和武林高手对打，人家是出拳于无影中，他虚张声势，拳拳不在点上。

于是，《赵氏孤儿》和《梅兰芳》一样落了个“虎头蛇尾”的评价。如果说，《梅兰芳》最后的仓促有各种难以言喻的现实理由，那《赵氏孤儿》后半程的苍白和无力就是创作者本身的问题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不是陈凯歌的问题。看《赵氏孤儿》前，我特地翻出三联做的那期《凯歌老了：一个人与一个时代》。那是意气风发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黄金时期。从禁锢的体制内解放后，艺术的创作力如井喷般奔涌，《黄土地》《红高粱》哪一部电影不是经典？

难怪人们总爱问：”为什么陈凯歌再也拍不出《霸王别姬》？时代造就了《霸王别姬》。时代不再了，《霸王别姬》也就没了。

当下，在中国电影票房一路高涨的当下，中国电影却再也没有旷世精品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你可以说是电影变得商业化了，也可以说是电影人不思进取了。但很少有人去反思是电影的创作能力在急速退化。每一个电影的黄金年代，背后都有一批优秀的编剧在支持，而编剧的工作即等同于创造——请让我们看清一个现实：今年的鲁迅文学奖颁布后，骂声一片。当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国家文学奖项时，还有哪部小说能成为时代精品呢？

8月采访张艺谋时，他谈了自己无奈。不是他不想拍戏，而是真的没有好本子。所以这几年，他的作品都是改编而来。从《三枪》到《山楂树之恋》。

陈凯歌没能成功的改编《赵氏孤儿》的后半部——他大可不必自责，一个人是无法脱离时代和他所处的制度去干做事情的。就算你的品质在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你的成功与否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

其实，在三部贺岁大片中，我到最期待《非诚勿扰2》，王朔出山，不知道他还是不是那个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北京顽主，亦或是变成了个谨小慎微，无功无过的中年怪叔叔？

我又想起了去年华表奖上陈凯歌和冯小刚同获最佳导演奖。冯小刚絮絮叨叨，语无伦次，一一感谢了诸多兄弟；陈凯歌从容不迫，字字珠玑，看似跑题的讲起了国家山河和命运。

这一幕，是中国两个最知名导演的典型写照。

时至今日，陈凯歌一定还是那个少年凯歌，他的气节，野心，情怀和对电影的无限热爱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削弱，正如他说的，他对那些对历史人心起推动作用的人和故事，始终关注，且心存敬佩。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导演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对在体制下被异化的人的反抗发出的赞扬。

陈凯歌的情怀始终是美的。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合适的讲故事的方法。这，也是我们的悲哀。